关于中国教育的若干冷思考（转载）

来源：新华网 点击数： 1930 时间：2005-8-2

　　　　　　　　　　

杨振宁、朱学勤、丘成桐辩论中国大学教育

辨题：中国大学教育在世界上非常成功，还是不成功？
正方：世界著名物理学大师、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
反方：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朱学勤、数学大师、哈佛教授丘成桐

正方：世界著名物理学大师、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陈述：
目前全世界对大学的责任看法已达成共识，即大学有教育年轻人、做尖端研究、为社会服务三项重任。要判断中国某所大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必须将这三点考虑其中。从这三点看，中国大学办得很成功。
从教育年轻人的角度讲，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非常成功。２００４年我曾在清华大学为大一学生上过一学期物理课，此前也曾在美国教过两次大一物理。相比之下，中国大一学生比美国大一学生基础更扎实、学习更专注、更努力。这是因为中国大学生在中学时代训练题目做得好，而且学习注意力很集中；相反美国学生则有很大差距，他们在大一时候对未来的设想很模糊。例如，当问起何为“正弦、余弦”时，美国学生与中国学生都会回答；但问及何为“三角方程式”时，中国学生会脱口而出，而美国学生则不知所云。这说明中国对学生的中学时代基础教育是成功的。
　　中国大学对社会的贡献非常大，大学造就出来的人才对社会的贡献人们时刻都能感觉到，这一点不容置疑。诚然，在研究领域中国大学与世界大学有很大差距，主要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起步较晚，而这不是一两年可以解决的问题，还需要做很多努力。
　　我将继续坚持“中国大学办得很成功”这一论断，因为这是我亲身体会的判断。


反方：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朱学勤陈述：
大学教育应该是缓解社会不公、弥平社会断裂之“远水”，“远水”未必能救“近火”，但它本身不能成为“近火”，反过来炙烤社会不公，激化社会矛盾。
我先让一步，杨的个别论据也并非妄说。如中国大学生在中学时代训练题目做得好，也做得多，知识基础比美国学生扎实。凡有国外校园经历者，大多不会反对这一点。但这毕竟是现象。造成这一现象原因之一，中国学生从幼儿园开始，普遍接受的是应试训练。应考一流，创新则成反比，越往上暴露得越充分，以百弊易一利，这是落后，不是成功。杨罗列今日大学教育公认有三个项目???“教育学生，服务社会，尖端研究”，同样没有说错。扬能说最后一项很落后，也承认了一点事实，承认一点是一点。不过这样一来，能够支持他“中国大学非常成功”这一论点，也只有前两项了，可惜这两项站不住。
且说第一项“教育学生”。杨回避了文科，举出的都是理工科实例，以此推论大学教育非常成功，可谓以偏概全；即以理工科论，一方面肯定基础教育，一方面则承认尖端研究落后，也暴露逻辑矛盾。如果基础教育没问题，怎么会出现尖端研究落后？杨以中国经济落后、起步较晚来解释这一矛盾，这是说不过去的。即以杨以自己的教育经历为例，西南联大毕业与赴美研究获奖，其间不过十年，饮水思源，他不会不承认前者与后者的联系，而西南联大教育之成功，首先与教育体制有关，并不是经济支撑。倘论经济条件，能够出现的是反证：今日大学所获经济条件??无论是国家投入还是家长所付高昂学费，与西南联大所处的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不啻霄壤；为什么那时能出现杨振宁、李政道、袁家骝，而今日却乏善可陈？说到文科教育，则更为沉痛。杨不是珍惜中国传统人文教育吗？传统之沉沦，一蟹不如一蟹。以我文科任教二十年的感受，这里能说的只是一句：上世纪90年代不如80年代，本世纪不如上世纪，“文革”及此前极左时期除外。现今博士生只抵旧时大学生，大学生则不如高中生。至于包括理工科在内普遍意义上的大学人文，看看北大、清华校长前不久如何主持连、宋讲演，听听那些学生在校园网上贴出的现场感受，蒙羞足矣，毋庸多说。
再说另一项为社会服务。首先看学费：10年间学费猛涨20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不超过4倍；世界最高学费在日本，若以实际支付能力计算，中国学生承担的费用是日本的3倍；供养一个大学生，中国居民在城镇需4.2年纯收入，在农村需13.6年纯收入，西部地区则需35年的纯收入；25.5%的学生已表示“不愿再升入大学”，原因是“家庭负担不了上大学的费用”，在校贫寒子弟已有自喻“杨白劳”，学校为“黄世仁”。
其次看教育机会是否公正：沿海与内地录取名额严重失调。以今年为例，全国高考招生报名人数总计867万，录取率55％，北京、天津、海南等地预计录取率超过70％，而广西、贵州等地44％，远低于全国平均数。与此同时是重点大学地方化，清华在北京一市所投名额，年年超过苏、皖、川、鄂四省总和，20年不变；同样分数在北京能上清华，在内地省市则连普通高校都落榜。百姓无奈，遂有“高考移民”之“创新”，延至今年，终于爆出海南省当地家长与移民家长在大学门口对峙互罡的丑陋镜头，斯文扫地。即使沿海都市占尽录取名额便宜，考生较易入学，多半也是直奔白领、金领专业而去，以致人多壅塞，难以就业，造成另一头过剩。为提升毕业生“签约率”，教育史上又一“创新”名词。各级校长新增公关性“社会服务”，焦头烂额，穷于对付；与此同时，社会所急需的各项实业岗位、技术职位，则普遍出现招生困难，几近断流。
大学教育应该是缓解社会不公、弥平社会断裂之“远水”，“远水”未必能救“近火”，但它本身不能成为“近火”，反过来炙烤社会不公，激化社会矛盾。
今日大学与社会如有“联系”，不是“成功”，更不是“非常成功”。而是怨声载道，危机重重。杨为之叫好，只能说他与这个社会的“联系”实在特殊，已不知社会基本感受。
与之对照的是钱学森。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去医院探望，钱氏病榻陈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也是一句话，是对中国大学成功与否的另一种判断，却是面对现实说出的真话。耄耋之年，直言可贵，即使过去说过一些过头话，人们都可原谅。
杨也是科学家，“文革”期间也说过一些不该说的话，人们也不是不能原谅。但在今天，信息基本畅通，说真话并不需要付出太大代价，还是那样说话，则匪夷所思，令人失望。杨本人是否总结教训，不重要，也不必苛求。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应从这一个案培养起自尊自信，以平常心平视各类海归名人。这也是教育，是自我教育，倘如此，则吾民幸甚，教育幸甚。

反方：数学大师丘成桐陈述：
以目前的本科教育模式，国内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中国大学生的基础水平，尤其是修养和学风在下降，哈佛毕业生的论文水平比国内有些院士的文章都好 如果不重视学风建设，中国科技至少后退20年。这些年，中国大学的基础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大学生的基础水平，尤其是修养和学风在下降。 　　
有人说中国的基础教育不比美国差。但是在实践中我发现，国内大学的教育水平并非人们想象得那么高，美国的大学教育比中国好得多。研究生教育美国比中国好得更多。例如，哈佛大学理学院每年大约招收20名念理科的中国留学生。这些都是中国最好的学生，多数来自北大这些名校。但是从学习成绩来看，在和其他国籍学生的比较中，很难看出这些国内来的学生毕业成绩比来自其他国籍的学生成绩好得多。　
3年前，我招收了两个来自北大的留学生。可是这两个学生来到哈佛以后，一个学生连续三次没有通过考试，学校建议这名学生重新再念本科，还是不行，最后只好离开。另一个学生“考得也不好，经过努力以后才大有改进。 　　
我每年都会收到很多国内学生的推荐信。后来发现有很多是假的，是学生自己写了推荐信，然后请教授签个名，许多教授很不负责。 　　
我接触到的很多中国学生十分骄傲，又不愿意用功，令我很失望。10多年前，来哈佛念书的中国学生至少考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近年来这种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从前中国来的学生至少考试成绩在班级里占到前1/3 位置，但是这些年顶多排在后1/3。当然也有好的，但是整体而言，平均水平下降了。有些甚至在国内是奥运数学比赛第一，但刚进来成绩也不好，经过重新训练才有好转。 　　
这些现象都表明，是本科出了问题，学生本科没有念好。做学问的修养等基本问题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训练，而且还不用功。归根结底是本科教育不扎实。 　　
我发现国内高校一些“怪现象”：
1． 一些所谓的“名教授” 不花时间参与本科教学。 　　
哈佛的教授数量比国内大学要少很多，数学系也就是十七八个正式教授。但是数学系每年都要开会一到两次，研究讨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习进度，教授会花很多功夫去培养本科生。比如数学系的本科生，一年级就会根据学生情况划分不同水平，选择最好的学生去重点培养，当本科生毕业的时候，一般就会有2到3个毕业生的学术论文可以登载在一流的杂志上，论文水平比北京大学的教授还好。 　　
所谓大教授从来不参与本科生教学。教授不带本科生，并非因为国内师资力量紧张。在美国的大学，比如数学系的教授20名左右，而北大数学院的教授则大概在100多个，是美国的4到5倍，哈佛学生6400多人，北大有学生1万多人。如果按照比例，国内应该有条件让教授带本科生，提高教学质量。现在名校教授花时间不是在学术上。有些人首先到海外弄好处，捞金钱加荣誉，让外国人来评价自己，一年有3个月到5个月在国外 ‘走穴’。不管这个教授有没有能力，评博士点，自然基金会，甚至评某某大学这些活动都有他们的身影，至少1/3的时间用在学术交易和拉票。算起来，2/3是非学术生活。当然不愿意做学问了。 　　
2．一个导师带30个研究生
现在国内有的教授，一个人居然带 30个研究生。这样怎么保证教学质量？即便在哈佛这样的世界名校，一个教授一般带五六个学生已经很多了。国内这种做法是典型的讲量不讲质。质量粗糙，怎么可能搞好研究？老师自己的水平都不够，居然带30多个学生？真是糟糕！许多学生认为不用念书就可以做博士，博士论文抄抄写写，怎么可以？这样下去很危险。 　　
　 大概4年前，有一个北大博士毕业写信给我，认为自己博士论文很好，希望到哈佛做教授，前后来了3次信，后来知道这人是国内某院士的学生。但我发现他的博士论文是至少70年前大家就熟悉的结果。他的论文水平也就相当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生的水平，连香港中文大学学士的水平都不够，更不要讲哈佛了。但是对这个学生北大吹得很厉害，说他21岁就拿了博士，是个天才。但是我发现他的论文水平很低，所以坚持没有收他。现在听说北大已经提升这个学生做了教授。这种事让真正做学问的人真的很失望。 　　
不重视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直接后果是，形成恶性循环，使整体水平慢慢压下来。教育是长远的事情，基本的东西没有掌握，就根本没有前途。　　
3．国内学术风气堪忧 　　
学风很糟糕，导致教育重量不重质的原因，就是有些高校和主管部门喜欢用“文革”“亩产万斤”的形式作为工作成绩向上汇报，却完全不考虑教育的真正使命。 　　
在数学界有一个很重要的数学猜想，100多年没有一个数学家不想解开它，非常重要。一个朋友在我的建议下做了很重要的第一步。1995年，我感觉时机成熟，可以再沿着已有的方向，做出有史以来第一流的成果，于是拿到中国办了一个讨论班。这个讨论班是开放式的，吸引了很多青年学者。但是后来有些参加的教授自己不想做了，因为他们考虑假如做这个事情，写文章时间就少了，而每一年写论文，创造多少文章才是他们关心的，做这种费力的事情他们觉得划不来。尽管当时有很多年轻的博士后很想念这个东西，这些教授还是不准学生继续做这个研究，怕论文数量不够。最后甚至硬性干预。自己没有学问也没有冲劲，还不允许年轻人做。最后这个本来很有希望的征服猜想的计划不了了之。 　　
于是，我又找到广东中山大学数学院朱院长继续做这个研究。朱做出了很好的成绩。结果又惹恼了当时反对做这个事情的一些人，对朱很不满意。 2002年在陈省身先生和我倡议召开的世界数学大会上，大会给中国数学机构一些 45分钟的演讲名额，结果他们自己定的名单全部是北京的，还有一个是上海的。其实就像奥林匹克100米比赛，朱的成绩当时是有目共睹的，但就是不容许其他地方有好处。　　
我的一个学生，现在做了院士，刚毕业的时候不错，以后一塌糊涂，错了不愿意改，出错的文章现在还挂在网上，表示他的成绩。这个人现在既是国内引进人才，又是院士，基金会什么都管，平时许多人都怕他，他的固定职位在国外，却作为引进人才，一年至少给他100万薪水，还不包括经费。但是他在好几个地方任教，有的年轻人学问比他好，但是薪水不到他的1/20。在海外名校，比如哈佛如果在9个月的授课时间里教授兼职是违法的，必须全职，但是这个人却兼了很多职。这个人做学生时还是不错，现在学问只是二流，他在国外拿的奖都是在我的帮助和指导下取得的，国内高校引进人才，给他大笔资金，可他全世界走，来一个月到三个月不等，行踪不定。更严重的是，他把我十几年前的文章，基本上改头换面，又据为己有，这种学风无疑误导很多学生，因为看到不用花太多时间就可以做院士。我批评他，这个人还说我荒唐可笑。真是不道德。这个人不光彩的记录还有很多，比如有年轻学者的文章，他看到不错，就要求把自己的名字放在真正作者的前面，如果不从，在国内就恐吓说，以后不给你研究经费，在国外则恐吓说写很差的介绍信，让作者找不到工作，导致很多搞学问的人很怕他。作为这个人的老师，我再不讲话，其他学者就不敢做事了。我有义务来澄清。 　　
上世纪30年代，陈省身等人大学毕业到海外求学，学成后毅然全部回国，没有在海外留下，但是拿来了世界最先进的学问，当时国内许多大学互相交流，学风好得不得了。尽管当时条件很艰苦，陈省身的数学讲义都是手写和油印，就在那种条件下，陈省身几乎看完了大部头的数学巨著。最终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包括华罗庚先生等人，共同训练出中国第一批数学高等人才。就是在这些数学开拓者的努力下，当时在1946、1947年期间，中国第一批数学家出来了，即便是现在看也是世界第一流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华罗庚先生回国以后，陆启铿、谷超豪、王元、杨乐、张广厚、陈景润、潘承洞，这些人才相继脱颖而出。在“文革”以前，基本上中国数学已经接近世界一流。但是后来大跃进、反右，直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把这些全部破坏了。　　
无奈华夏虽众,长城未修，天地虽宽，瑕疵难容，终究德不如欧美，力不逮乎日苏。根之腐亦，枝叶不荣，叶之枯亦，根基何养？ 　　
　 迫切的问题，是提高质量。学风要彻底改掉。中国学生素质完全可以比得上哈佛的学生，假如有好的导师和好的风气，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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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 2009-8-11 记者：雷宇 原春琳 朱娟娟

民国38年间，全国共有25万人获得大学毕业证书，平均一年不足7000人；而2008年我国一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达到559万，大约是民国时期培养规模的800倍。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变化翻天覆地。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出这样的疑问：民国时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而现在为何培养不出像杨振宁、李政道、钱学森这样的拔尖创新人才？ 8月8日下午，国家图书馆学津堂教育家论坛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前校长、中科院院士朱清时在题为“求解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困局：教育体制和思想”的主题讲座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梳理。 招生规模扩张，但大师罕见 几年前，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对此，朱清时颇有感触。他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4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1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 战乱年代大师辈出，为何随后和平的60年，反而成为了不出大师的年代？ “最大的教训，就是管理上没有理清。”朱清时认为，过去的几十年，对教育的行政干预过多，虽是出于好心，但一定程度上却适得其反。 朱清时说，1952年教育界的一件大事“院系调整”，一直影响了中国高教60年。从那时起，举国开始学习苏联专才教育模式，把教育变成工厂制造产品一样。这种教育方式有致命的缺陷，不符合人才成长规律，每个人都有个性天赋，强行让他做不喜欢的事，做不好。后来事实证明就是这样，专才教育没有生命力，“才能发挥不出，教育也就没有生气了。” 一个故事让朱清时记忆犹新。 在英国北部偏远地区有个郡，一名女生毕业考试成绩达到全A，是当地多年来第一个有资格上牛津大学的学生。当地的官员都很关注，希望她进入牛津。 然而，牛津大学的教授在对该女生面试后认为，这个学生不具备牛津大学要求的创新能力，只会死读书，拒绝录取。 当地官员找到教育大臣，请他出面说情，希望给予破格录取。在被牛津大学拒绝之后，教育大臣又找到副首相前去求情，还是遭到拒绝。副首相只得请布莱尔首相出面疏通，但牛津大学表示，教授委员会的面试结论和决定，任何人都不能推翻。布莱尔此后抱怨牛津大学太古板了，应该改革。牛津大学的师生得知后，极为愤慨，学校立即取消了授予布莱尔荣誉博士学位的原定计划，并对政府行政干预学校事务的这一严重事件提出抗议。 “教育就像我们的母亲，我们都是教育生出来的，要敬畏她。”朱清时希望，对待教育，要少一些干预，多一点爱护、敬畏。 知识多不等于创新能力强 2008年日本获得物理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益川敏英，之前从没出过国，连护照都未办过，从来不出席国际会议，被称为“土包子学者”。因为他对英语一窍不通，从小文科成绩就不好，在班上平均学习成绩只是中等。 这位科学家的经历在中国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他在中国没法升迁，没法评职称没法当干部。在中国，英语不好，很多事情都被卡掉了。” 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考察的知识分子，朱清时院士对中外教育思想有了一些比较和思考：家长和社会对学生的学历要求都越来越高，教育者追求给学生灌输越来越多的知识，我国培养的博士有一半被选拔做了行政工作……这背后是中国教育思想的极大误区：大家以为知识越多学历越高创新能力就越强。 朱清时说，有时候知识多可能会局限一个人的创新能力。科学史发现，一个人创新能力最强时，往往是年轻时，那时知识并不多。 知识多为什么会约束创新能力？朱清时就此解惑：知识多确实有助于创新，前提是你的知识是对的而且自己已经消化它。但如果你掌握的知识多了，其中有好多是错的，是被误导的，或者你对知识食而不化，你遇到问题后要在知识堆先转一圈，哪还顾得上思考。 在朱清时看来，好奇心、想象力这些对创新最重要的东西，是与生俱来的，只不过我们的学生在上小学时，这些能力就慢慢被扼杀了，学生们都被逼着去背课本、背老师讲的答案。 洞察力也是创新能力的核心。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当年留学芝加哥大学时，上量子力学课，老师泰勒是美国氢弹之父，世界级的大师，上课从不备课，他天才横溢，想到哪儿讲到哪儿。但由于不备课，上课时有时会犯错误，有时走入陷阱。杨振宁最感兴趣的就是看泰勒一步步走入陷阱，又怎么一步步走出来。“泰勒走到陷阱时，脑袋就像天线张开四处探测看哪里有出路。” “现在，我们的教育亟待改革，应该从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起步！” 年轻人要避免被文化垃圾淹没 朱清时告诫现场上百名前来听讲座的年轻学子，人的精力有限，读书要少而精，“不要被知识垃圾、出版垃圾淹没。” 朱清时与年轻人分享自己的上网心得：我发现上网很可怕，因为网上信息太多了，一个链接接着一个链接看下来，一晃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好像看了很多，但是没有时间思考，脑子还是空空的。就好比一个家里很清爽，看着就容易安静下来，如果陈设很多，看着就耗费人的精力。所以我现在要写文章时“不敢接电话，也不上网”。 而一些年轻人遇到的问题则让他有些忧虑。前不久，朱清时和自己的博士生就专业研究方向进行探讨，本以为学生会动脑筋自己想，但几天后学生们都在网上搜来一大堆资料。“就是陷入网上的东西了，没有自己的想法，而这些往往是垃圾。” 朱清时希望学生要少接触信息垃圾。博学从少读书开始，花少量的时间，掌握最本质的东西。